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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在隋文帝开皇元年（581 年）至隋恭帝义宁二年（618 年），有了创造性的发展，形成极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新阶段。由此，佛教步入了持续数百年之久的繁荣昌盛期。
隋开皇九年（589 年）灭陈时，致使许多寺院毁于战火，令建康的城邑宫室荡平耕垦，盛极一时的建康佛教顿告衰微。这种状况下，令佛教全面恢复的是隋文帝杨坚。
杨坚出生于具有浓厚佛教信仰的佛教家庭，诞生于冯翊（今陕西大荔县）的般若尼寺。出生之后，即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。杨坚七岁时，智仙曾对他说：“儿当大贵，从东国来。佛法当灭，由儿兴之。”这种佛教化的熏陶和教育对杨坚的影响非常大。
北周末年，宣帝、静帝复兴佛法，杨坚身为大丞相，总揽朝政。当时佛法复兴，与杨坚的提倡是分不开的。后来，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，建立隋朝。他便开始利用一国之君的权利大规模复兴佛教。
开皇元年（581 年），隋文帝准沙门昙延之奏，敕度僧一千余人；同年闰三月，诏于五岳之下，各置僧寺一所；七月，诏令每年于太祖武元皇帝国忌日，废物设斋，造像行道，八关忏悔，奉资神灵；八月，诏令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，立碑纪事，为死事之臣，追为建福。他还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，普诏天下任由出家；令民间计口出钱营造经像；京师（长安）、并州、相州、洛州等诸大都邑，并管写一切经，置于寺内，又别写藏于密阁。从此，天下之人从风而靡，竞相景慕。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。他还建立了僧官制度：中央僧官承袭北朝制度，设昭玄统为全国最高僧官，以昭玄都为副手等。在隋建国的第一年，佛教的度僧、建寺、造像、写经、完善僧官制度等各方面工作已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。
杨坚像
开皇三年（583 年），为了体现佛好生恶杀的慈悲精神，隋文帝降敕每当官立寺院行道之日（每年正月，五月，九月恒起八日至十五日，为寺行道日），寺院所在辖区不许杀生。开皇四年，隋文帝下敕保护和搜集周武灭佛后遗留的佛像。开皇九年（589 年）灭陈，天下一统，隋王朝将佛教的政策推广到大江南北。开皇十一年（591 年），隋文帝下诏明确表示自己是以“人王”的身份来弘扬佛教的。开皇十三年（593 年）十二月八日，隋文帝在佛法僧前忏悔北周毁佛之罪。他称如来之教乃断邪恶之源，开仁善之路，并敬施一切毁废经像绢十二万匹，皇后又敬施绢十二万匹，王公以下爰（yuán）之黔黎，敬施钱百万。开皇二十年（600 年），他下诏“沙门坏佛像、道士坏天尊者，以恶逆论”，将对佛教的护持落实到了刑律中。
大兴善寺的建立和舍利塔的建造，是隋文帝在位期间的突出事件。
开皇二年（582 年）六月，他诏令建造新都大兴城，并建造大兴园、大兴门、大兴善寺等，还在自己所经历的四十五州各创设大兴善寺。大兴善寺是文帝时期的国家寺院，也是隋朝初期佛教的中心。寺里集中了（净井）慧远、僧猛、昙延、昙迁、灵裕等国内高僧，及毗尼多流支（灭喜）、达摩般若（法智）、那连提耶舍和阇那崛多等外国名僧，达六十位之多。其中，仅文帝在位时入住该寺的就有五十三位。到炀帝时，大兴善寺由于失去了特殊地位，不再辉煌。
仁寿年间（601-604 年）是文帝执政的后期，佛教由于他的大力支持而发展迅速。他三次敕建舍利塔之事，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。据载，文帝即位前，曾有天竺沙门赠给他佛舍利一包，后常显现神异。仁寿元年（601 年）元月，在他六十岁生日之即，敕令全国三十州同时立塔，派童真、昙迁等沙门三十人分送舍利前往安置。此后，仁寿二年（602 年）佛诞日，在全国五十一（或称五十三）州建灵塔。
仁寿四年（604 年）佛诞日，又敕令在三十州增建灵灵塔，请法显、静琳等分送舍利供养。文帝三次在各地敕建舍利塔，共一百一十余座。舍利塔的建造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崇佛热潮。为建造舍利塔，文帝下诏全国，任人布施，地方管理停常务七日，长安的立塔仪式甚至由他亲自主持。
隋文帝将全国的高僧邀请至京城长安，居住在大兴善寺或其它寺院中，长安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。来自各地的名僧云集长安，讲经弘法、相互交往，南北佛教思想相互吸收、融通，逐渐走向成熟。
开皇十二年（592 年），文帝敕设五众和二十五众，这是隋代佛教的两个特殊组织。五众包括涅槃众、地论众、大论众、讲律众和禅门众，每众立一众主，皆由德才兼备的高僧担任。设立五众制度的目的，是为了传授佛教经论义理，因此，每一众的众主都有义务对自己的众晓夜教习。二十五众，是一个由
国家共给的高级传教组织，由二十五名“三学业长”组成，主要负责全国的传教工作。据载，三国论师大兴善寺住僧僧粲任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，僧琨为二十五众教读经法主，慧影亦为二十五众主。
隋炀帝杨广在历史上虽以暴君著称，却是一个著名的佛教信徒。他在平定江南时，命众军收集保护佛典，并将所收佛典藏于慧日、法云两道场和京都诸寺，挽救了许多重要佛典。杨广在江都建造了四道场，即慧日、法云两佛寺和玉清、金洞两道观。当时的慧日道场，聚集了众多江南名僧，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。
智顗是陈隋时著名高僧，天台宗创始人，在江南佛教界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，杨广与天台智顗大师的关系非常密切。开皇十一年（591 年），晋王杨广将智顗请至扬州，同年十一月，智顗为杨广授菩萨戒，并授予“总持菩萨”之号，杨广则赐予智顗“智者”大师的称号。此后，直到智顗去世，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。杨广兴建佛寺，各地建立道场。他在长安为文帝建造西禅定寺，又在高阳造隆圣寺，在并州造弘善寺，在东京洛阳建慧日内道场，在长安还建有清禅、香台等寺。在泰陵、庄陵也建有寺院。
大业二年（606 年），炀帝迁都洛阳，在宫庭内建慧日内道场。据称，此为中国佛教史上内道场之名的开始。不仅云集了许多义学高僧，还招揽了一些异能之士。
炀帝很重视佛经翻译，大业二年移都洛阳，下赦在上林园设翻经馆译佛经。据载，炀帝在位时度僧尼一万六千二百人，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尊，修治旧像十万一千尊，修治新旧佛经六百十二藏，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，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。
隋朝政治上的南北统一，打破了原来因政治、地域等差异造成的佛教弘传分裂局面。各学派在相互吸收、融合的基础上，走向独立、成熟与创新。
摄山三论学本盛行于南方，以金陵、会稽嘉祥寺为重镇，随着吉藏、智炬等三论名师应召入住长安日严寺，三论学传入长安。吉藏在长安完成了其佛教思想体系的纲领性著作：《中论疏》、《百论疏》和《十二门论疏》。他盛弘三论教义，并与同住长安的高僧如成实大家智脱、三论师僧粲等多次论辩，使长安成为三论学的又一中心。原盛行于北方的禅定学，由于天台智顗的弘扬，在南方形成了“止观双运”的天台宗。
隋代佛教的义学思潮非常发达。涅槃学是隋代佛教的显学，长安是涅槃学的中心，领袖人物是慧远和昙延，许多开阐涅槃学的高僧均出自二人门下。弘传摄论的名僧有法侃、靖嵩、慧旷、昙迁等人，传法基地主要在彭城和长安。
传播般若性空学的代表人物首推嘉祥吉藏，还有慧哲、智炬等人。据统计，隋代开讲般若的名僧有十九家，弘传三论的有十八家，弘传达论的有二十四家。较为流行的义学还有地论学、律学及小乘毗昙学等。
佛教复兴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译经。从文帝开皇二年（582 年）至炀帝大业三年（607 年），大兴城共建立了五座译场，即昙法智译场、毗尼多流支译场、那连提黎耶舍译场、阇那崛多译场和达摩笈多译场。大业七年，炀帝将达摩笈多译场迁至洛阳上林园翻经馆。
昙法智，中印度人。北魏来华，译出《正法念处经》。隋时，文帝召入京。昙法智译场是隋代第一座国立译场，译经《业报差别经》一部一卷。
毗尼多流支，北印度人。在大兴善寺译场译出《大乘方广总持经》、《象兴精舍经》二部二卷。那连提黎耶舍，北印度人。他原在北齐译经，译出《大集月藏经》等七部五十一卷。开皇二年，应文帝之请，入住大兴善寺，共译出《百佛名经》、《大庄严法门经》、《大方等大集月藏经》等八部二十三卷。
阇那崛多，北印度犍陀罗人。他原在北周译经，周武灭佛，被迫回国，中途滞留突厥。开皇四年，文帝应昙延等之请，邀其入京主持译事。据载，阇那崛多译场共译出经三十九部，一百九十二卷。主要有《佛本行集经》六十卷，《添品妙莲花经》七卷，《大威德陀罗尼经》二十卷。阇那崛多是隋代最杰出的译经师之一，他主持的译场也是隋代最重要的译场。
达摩笈多，南印度人。开皇十年，他受文帝之请至长安，入阇那崛多译场译经。大业年间，于洛阳上林园翻经馆主持译事，共译出经论九部四十六卷。主要有《大方等集菩萨念佛三昧经》十卷，《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》一卷，《摄大乘论释论》十卷，《金刚般若论》二卷，《菩提资粮论》六卷等。
隋代有一位杰出的中土译师是彦琮（557-610 年）。他俗姓李，赵郡柏（今河北隆尧）人，世号衣冠，门称甲族。少而聪敏，才藻清新。开皇十二年（592年），彦琮奉召入京，进入大兴善寺阇那崛多译场。他通晓梵文，在阇那崛多译场任复勘一职，即将汉译稿与梵文原本勘对校正，又任达摩笈多译场笔受。
隋代诸译师所译之经，多由彦琮作序。仁寿年间，他奉召将《舍利瑞图经》和《国家祥瑞录》翻译为梵文，传向西方，这是中土经史上将汉文经典译为梵文的最早记录。此外，彦琮还著有《辩证论》一卷，《达摩笈多传》四卷，《大隋西国传》，《福田论》一卷，《通报论》一卷，《众经法式》十卷等，并合编《众经目录》五卷。
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，到隋朝时汉译佛经的数量已非常庞大。因此，经录的编撰势在必行。隋代编撰的经录，留传下来的有三种：即法经的《众经目录》七卷，又称《法经录》；费长房的《历代三宝记》十五卷，又称《长房录》和彦琮的《众经目录》五卷，又名《彦琮录》或《仁寿录》。
隋代，虽南北学风渐趋融合，但义理和玄谈非一般民众所长，而习禅定之风盛行。修忏、造像、咒愿、持律及佛教慈善事业亦很盛行。
义邑和法社两民间佛经组织，到隋代仍然存在。义邑组织相当发达，其成员有时多达一、二千人。义邑需佛学修养好的僧尼邑师作指导。而法社除俗讲等外，无此需要。实际修行中，二者特重视戒律，希望往生净土世界，法社还较偏重修习禅定。
净土信仰是隋代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。据载，南北朝时期，北方佛经造像的数目，以佛祖释迦牟尼为最多，而隋代的佛教造像则以阿弥陀佛为最多。
继承昙鸾之说，大弘净土教义的是道绰（562-645 年）。他俗姓卫，并州文水人，自幼出家，先学《涅槃经》，精于般若空理，后入石壁玄中寺，看到《昙鸾和尚碑》中记载的昙鸾弘扬净土的事迹，深受感动，于是皈依净土，专心念佛。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，讲《观无量寿经》二百余遍，每日诵阿弥陀佛名七万次。
弥勒信仰在隋朝也较为流行，大业年间，先后发生过数次自称弥勒出世而造成的事件。
当时，还流行施斋会，如千僧斋、万僧斋等。施斋会是一种依佛制供设斋食的集会，一般在纪念、庆祝、祈愿时举行。开皇八年，文帝于昙延圆寂时设千僧斋，又于终南山焚化地设三千僧斋。开皇十一年，晋王杨广于扬州为智顗设千僧斋，受菩萨戒。开皇十七年，智顗圆寂时在天台设千僧斋等。除斋集外，念佛、讲经、诵经，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等亦较普遍。
隋代佛教文化艺术表现在寺塔建筑、造像、石窟及石经等方面。佛塔多为木浮图，塔级多为七级和九级，最高者是洛州刺史辛彦所建的十五层塔。隋代寺塔建筑规模大，数量多，几乎遍及全国。宫中所造的刺绣织成像和画像等，不可胜数。隋代造佛像有金铜、檀香、夹纻、牙、石、木刻等，而以石、夹纻、金铜等最为常见。
石窟艺术方面，以隋僧灵裕所造的那罗延窟最为著名。受到末法思想的影响，为了预防佛法灭尽，灵裕于开皇九年进入宝山（河南安阳县）开凿石窟。窟内雕刻佛像、佛经及偈文。另外在山东历城千佛山、佛峪、益都云门山、驼山、东平五峰山、直隶磁州的南响堂山、河南万佛沟、龙门等地，都存有不少隋代雕造的佛教龛像。
隋代佛教石刻，最著名的是由沙门静琬发起刻造的“房山石经”。静琬刻经受其师南岳慧思的影响。北齐南岳慧思大师，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，发愿刻石经，闭封于岩壑中。静琬法师承师付嘱，自隋大业迄唐贞观五年，刻成《大涅槃经》一部四十卷。这就是著名的房山石经的发轫。
随着国家的统一，隋朝佛教发展的成熟及宗派的创立，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向四邻诸国传播佛教的新格局。为加强对外国僧侣的管理，隋文帝时期，设置了外国僧主一职。炀帝时，先后设置了对外弘法机构——四方馆和鸿胪寺。大业年间，奉召进入四方馆和鸿胪寺教授蕃僧的名僧有慧乘、净业、静藏、神迥、灵润、道判等人。
来华学习佛教的外国僧侣主要来自高丽、新罗、百济和日本。陈末隋初，新罗就有智明、圆光、昙音、惠文等僧人陆续来中国研习佛法。文帝仁寿年间，在全国赦建舍利塔时，高丽、新罗和百济三国使者即各请舍利一枚，于本国起塔供养。隋时高丽僧入隋弘法者，有僧实、僧仰等人。新罗僧缘光、昙育、圆光等人亦于隋代来华学习佛教，并先后学成回国弘传佛法。
隋开皇十三年，日本推古天皇即位，圣德太子摄政，兴隆三宝，支持发展佛教。大业三年（607 年），圣德太子派大礼小野妹子出使中国，并带了数十人前来学习佛法。第二年，又有留学僧清安、僧旻、慧隐、广济跟随小野妹子来华学法。
隋朝时期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、三论宗和三阶教。其中，三阶教虽盛极一时，但流传时间短，而且其法门对正法弘扬弊多利少，不仅受到其它宗派的批判，而且被统治者视为“异端”而镇压，故后期佛教界不把它作为主要的佛教宗派看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