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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佛教，从唐高祖武德元年（618 年）至唐哀帝天佑四年（907 年）共289 年间，达到了中国佛教的顶峰，与儒、道一起形成了三教鼎立的新格局。唐代形成了一些在中国佛教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佛教宗派、佛教思想和观念，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。唐代中国几乎是世界佛教的中心。
唐代诸帝对佛教的态度，基本上是管理利用的政策。除“会昌灭佛”的武宗外，其余皇帝基本都根据国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的需要，对佛教或抑或扬。整体上说，佛教还是作为正统儒学之外的重要辅助手段被利用。
唐高祖李渊早年信奉佛教。大业初年，曾为隋郑州刺史的李渊，因二儿子李世民生病而到庙中祈佛保佑并造佛像供养。称帝以后，又立寺造像，设斋行道。武德二年（619 年），于京师立十大德，统摄僧尼。武德九年（626 年）五月，因太史令傅奕一再上疏斥佛，请求罢黜佛教，高祖颁发《沙汰僧道诏》，沙汰僧尼和道士。高祖此举本意不是灭佛，只是通过沙汰，使玉石区分，薰获有辨，从而达到正本清说、护持佛法的目的。同年六月，高祖退位，这项措施未得实施。
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。他崇尚文治，以为只有尧舜之道、周孔之教，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，佛教则无益于治国平天下。另道教始祖老子俗姓李，为了抬高李氏皇室的社会地位，李唐王朝尊道教的始祖老子为其祖先，自称“朕之本系，起自柱下”。所以，理应“敦本系之化，尊祖宗之风”。故唐王朝初期，道士、女冠在僧尼之前，采取了先道后佛，及对佛教加以抑制的政策。
太宗继位之初，虽未实施高祖沙汰僧道之诏，但对佛教严加整治，禁令森严。但为政治需要，太宗继位前后，也有很多扶持、利用佛教的表现。如：太宗继位之前，以秦王的身份率兵围攻洛阳，征讨王世充时，为了取得少林僧侣的支持和帮助，曾致函少林，要护持正谛、化阐缁林。但他攻占洛阳后，却废除隋朝寺院，沙汰僧人。贞观三年（629 年），太宗舍通义宫为尼寺（兴圣寺），并大行布施，又为太皇武帝造龙田寺，为穆太后造弘福寺。
同年（629年）闰十一月，太宗颁发《为战阵处立寺诏》，在当年各战场修建寺庙，为战死者设斋行道，超度亡灵。他在幽州立昭仁寺，吕州立普济寺，晋州立慈云寺，汾州立弘济寺，邙山立昭觉寺，郑州立等慈寺，洺州立弘福寺。至于设斋行道、普度僧尼等，或忧五谷之不登，因祈雨而酬德，皆为维护其政权。贞观十九年春（645 年），从大唐去印度取经的玄奘法师，载誉回国，朝野轰动。
玄奘回国之初，向太宗请求设立译场，太宗开始对此事并不热诚，后法师固请乃许。太宗先后两次劝玄奘还俗，助秉俗务。太宗敬重玄奘，除自己也留心学问，旁及释点，常与义学僧侣交流，敬重玄奘的人品和学识外，还有一些政治原因。由于玄奘在印度的崇高声望，赢得了戒日王的尊重。贞观十四年，戒日王会晤玄奘，第二年遣使至唐，太宗亦遣使抚慰，建立了中印历史上首次正式的友好关系。贞观十七年，李义表、王玄策奉命出使西域，游历印度诸国，并于摩羯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纪念。
贞观二十一年，王玄策再次出使印度，正逢戒日王去世，国内大乱，王玄策联合土蕃等国之兵平定了内乱。同年，李义表从西域回来，奏称东天竺童子王请译《老子》，太宗命玄奘翻译。玄奘在中印关系和中印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，也是其受到太宗敬重的原因之一。
太宗晚年对佛教的态度有所转变。曾亲制《圣教序》，从玄奘听瑜伽大意，论金刚般若。敕令京城及天下诸州宜各度五人，弘福寺宜度五十人，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余人。崩御之年，他多次对玄奘说：“朕共师相逢晚，不得广兴佛事”。由于太宗晚年转向对佛教的信仰，使得唐初的先道后佛政策有所改变。
唐太宗之后，高宗、中宗、睿宗均信奉佛教。高宗李治为太子时，为了给母亲荐福，修建大慈恩寺，并度僧三百人，赞助玄奘译经，为之作《述圣记》。他亦崇奖道教。在佛道先后问题上，高宗采用折中的办法，公私斋会，及参集之处，道士女冠在东，僧尼在西，不须更为先后。中宗李显刚出生时，即从玄奘受戒，法名“佛光王”。据载，“中宗时，造寺不止，费财货者数百亿；度人无穷，免租庸者数千万。”睿宗李旦佛道并重，景云元年（710 年），一次度僧、道三万人。他认为佛、道二教虽教派形式有别，但从传授的道理及救度教化俗世来讲是一样的。
女皇武则天时期，唐代佛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高宗因患风眩，自显庆（656～661 年）以来，大小政事，皆决于武后。武则天实际掌握了唐朝政权。唐高宗死后，中宗继位。垂拱四年（688 年），雍州人唐同泰上表称于洛水获得瑞石，上书“圣母临人，永昌帝业”。武则天得知大悦，称此石为宝图。
同年六月，又有人称得瑞石于汜水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广武铭”，铭文中有“三六年少唱唐唐，次第还唱武媚娘，化佛从空来，摩顶为授记”等。暗示武媚娘当为天子，乃是天意。载初元年（689 年），有沙门上表《大云经》，称经中有女主者。武则天得《大云经》后，敕两京、诸州各置大云寺，藏《大云经》。
同年九月，正式登基称帝，改国号为周，改元天授。长寿二年（693 年），菩提流志等译《宝雨经》十卷，上呈武则天，在经中有：“在佛灭二千年时，将有一菩萨，在印度东北方的中国，故现女身，为自在主”等内容。以上所述，是否是武则天为夺取皇位，利用佛教大造舆论，暂不作争论。
但在其统治期间，佛教得到了广泛支持，使唐代佛教达到了空前的鼎盛局面。武周时期（699 年），八十卷《华严经》，在实叉难陀的主持下，于洛阳完成翻译。武则天亲为作序，称此经乃“诸佛之密藏，如来之性海，添性海之波澜，廓法界之疆域”。在她的扶持下，以法藏为集大成者的华严宗创立了，并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宗派。
武则天对禅宗的禅师也礼敬有加。公元 701-704 年，她敕诏神秀禅师入京传法，并亲加跪礼。她多次邀请慧能入京，慧能托病不出，最后将慧能的得法袈裟请到长安，于内道场供养。又召慧安禅师入禁中间道，以师相待。
这段时期，在佛经翻译上，打破了太宗时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。著名的译僧有实叉难陀、菩提流志、义净等，名僧辈出。高宗晚年武后专权时，有玄奘（664 年圆寂）、通宣（667 年圆寂）、善导（681 年圆寂）、窥基（682 年圆寂）、道世（683 年圆寂）、智威（680 年圆寂）、弘仁（675 年圆寂）等大师，在高宗死后至武后退位，又有华严法藏、禅宗神秀、慧能、律宗怀素等。
武则天举佛抑道，使道教势力相对减弱，出现了道教徒弃道为僧的现象。武则天统治时期，铸浮屠，立庙塔，役无虚岁。曾令僧怀义作夹纻大像，其小指尤容数十人。她倾四海之财，殚万人之力，穷山之木以为塔，极冶之金以为像。所费以万亿计，府藏为之耗竭。
唐玄宗被认为是继太宗、武则天之后较有作为的皇帝。玄宗尊崇儒道，对佛教曾多方限制，颁布了一系列制约佛教活动的诏书。玄宗一方面对佛教括检和制约，另一方面又积极利用。开元年间，印僧善无畏、金刚智、不空相继来华，受到玄宗的礼遇和尊崇。玄宗从不空受灌顶，成为菩萨戒弟子。善无畏、金刚智、不空在佛教史上称为“开元三大士”，创立了在佛教史上影响很大的佛教宗派—密宗。
佛教势力的急剧膨胀，寺院经济和世俗地主及国家，在经济上的矛盾日益尖锐，加上朝政腐败、战乱不止、国势渐衰，使这一矛盾更加突出。唐武宗时，发动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。
会昌二年（842 年），武宗命令僧尼中犯罪和违戒者还俗，并没收其财产。会昌四年七月，武宗敕令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，没有敕额的一切山房、兰若、佛堂、村邑斋堂等，一律拆毁，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。十月，他又敕令毁拆天下小寺，佛经佛像移入大寺，钟送道观；所属僧尼，不依戒行者，不论老少，尽敕还俗。
会昌五年三月，他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，令勘检天下佛寺、僧尼、奴婢以及财产的数字，为灭佛做准备。八月，他令拆毁大、中寺院四千六百多所，小的庙宇四万余处，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，收充两税户，没收肥沃良田数千万顷，解放奴婢为两税户的十五万人。会昌之后，佛教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和削弱。虽其后几代帝王亦多信佛，但由于战乱和农民起义等影响，许多佛教宗派失去了继续繁荣发展的条件，不可避免地衰落了，史称“会昌法难”。
唐代的佛经翻译，基本由国家主持。从太宗贞观三年(629 年)开始，朝廷组织译场，一直到唐宪宗元和六年（811 年），朝廷罢译为止。唐代译出的佛典，总数达三百七十二部，二千一百五十九卷。
唐代译师，见于经录的有二十六人：波颇（译经年代：629—633 年，下同）、玄奘（645—663 年）、智通（647—653 年）、伽梵达摩（约 650—655年）、阿地瞿多（652—654 年）、那提（655—663 年）、地婆诃罗（676—688年）、佛陀波利（676 年）、杜行（679 年）、提云般若（689—691 年）、弥陀山（690—704 年）、慧智（693 年）、宝思惟（693—706 年）、菩提流志（693—713 年）、实叉难陀（695—704 年）、李元谄（700 年）、义净（700—711 年）、智严（707—721 年）、善无畏（716—735 年）、金刚智（720—741年）、达摩战湿罗（730—743 年）、阿质达霰（732年）、不空（743—774 年）、般若（781—811 年）、勿提提犀鱼（约 785—？年）、尸罗达摩（约 785—？年）。在这些译经师中，玄奘、义净等中国僧徒，他们不远万里，西行求法，并自行翻译，改变了过去皆由外国译师主译的历史。
波颇像
唐初第一个译经师是来自中印度的波颇（又名波罗颇伽罗密多罗）。他广研大、小乘，博通内外。贞观元年，他携梵本来到京师长安。太宗诏令于兴善寺设立译场，并搜求硕德如法林、慧颐、慧净等参与译
事。波颇译有《般若灯论释》、《大乘庄严经论》等书。
玄奘（602—664 年）是中国译经史上划时代的人物。史载，玄奘西行求法，历时十七年，旅程五万里，于贞观十九年初，返回长安，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书共五百二十夹，六百五十七部。玄奘回国后，主要从事佛经翻译事业。太宗在洛阳接见玄奘，并请他住长安弘福寺译经。
从贞观十九年至唐高宗麟德元年（664 年），总共译出佛教经论七十五部，一千三百三十五卷。唐太宗为他译籍作序，这就是著名的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。玄奘的译介重点是：瑜伽行学派和说一切有部论著，最后他对般若经类做了系统的编撰。他还把中国的《老子》、《大乘起信论》译为梵文，反传入印度。
玄奘的译场在国家支持下，组织完善、人员配备齐全，参与翻译的人员多为全国各地精选出来有一定专长的僧众。翻译过程中，玄奘制定了严密的分工合作程序，有译主、证义、证文、书手、笔受、缀文、参译、刊定、润文、梵呗，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。在翻译过程中，玄奘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，提出“五不翻”的翻译原则，即秘密故不翻，含多义故不翻，此无故不翻，顺古故不翻，生善故不翻。这样，保证了翻译的高质量，也带来了翻译的高速度。
玄奘的翻译，从数量上来说，占唐代译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，是中国佛教史上其他三大译师鸠摩罗什、真谛、不空译经总数的一倍多。玄奘精通梵、汉文字，且对佛理有很深的造诣，亲自主译，加上完备的译场组织。因此，他所译的经典，精确得当，且能矫正旧译的讹谬，在佛经翻译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。后人将他的翻译称为新译，鸠摩罗什以前的翻译称为古译，鸠摩罗什以后玄奘以前的翻译称为旧译。
玄奘像
义净（635—713 年）效法法显、玄奘西行求经之举，于唐高宗咸亨二年（671 年），由海路前往印度求法，历时二十多年，游历三十余国，带回梵本经、律、论约四百部。译出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、《大孔雀咒王经》等五十六部，二百三十卷。他与实叉难陀共同翻译的八十卷《华严经》，是华严宗的根本典籍，影响深远。
玄宗时有金刚智（669—741 年）、善无畏（637-735 年）和不空（705—774 年）译出密教经典多部。唐朝也出现了大量疑伪经论，对后期佛教教义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唐代经典目录编撰在隋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进展，收录经典更多。贞观初年有玄琬编的德业、延兴二寺《写经目录》五卷，显庆三年（658 年）编有西明寺大藏经的《入藏录》三卷，龙朔三年(663 年)静泰编有《东京大爱静寺一切经论目录》五卷。麟德元年（664 年）道宣编的《大唐内典录》十卷，靖迈撰《古今译经图记》四卷，武周天册万岁元年（695 年）明佺等撰《大周刊定众经目录》十五卷。开元十八年（730 年）智昇撰《续大唐内典录》一卷、续《古今译经图经》一卷、《开元释教录》二十卷、《开元释教录略出》四十卷。贞元十年（794 年）圆照撰《贞元续开元释教录》三卷。贞元十六年（800 年）圆照撰《贞元新定释教录》三十卷等。在这些目录中，智昇的《开元释教录》编撰最为精深，实际发生的影响也最大。
义净像 金刚智像 善无畏像 不空像
释、道、儒三家的争执一直未停止，时发生僧道之间的争论。唐朝士大夫的反佛，也代有其人。影响较大的，有初唐之傅奕、中唐宪宗时之韩愈，尤以韩愈为甚。
虽然反佛的声音时有出现，但佛教依然在不断发展。因唐朝诸帝在对待三教的态度上，采取了调和并用的折中政策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三教之间的矛盾和斗争。安史之乱后，唐前期三教鼎立的情况，逐渐向三教合流转化。
按佛教的传统教义，佛教僧侣以化缘为生。寺院建立后，主要靠施主的布施维持。这种依靠施主布施的寺院经济极不稳定，造成寺院之间的贫富悬殊。隋唐时，寺院经济逐渐形成两种类型：一种是庄园式的大寺院经济，二是自耕自足的丛林体制。
唐代庄园式的大寺院经济，主要是朝廷敕令建的国立大寺，如长安西明寺、慈恩寺，除分地外，别有敕赐庄园。所有供给，都是国家供养。长安西明寺，仅唐玄宗赐予的庄园就有一百顷，并配有净人百房，车五十辆。唐代宗在位时，曾赏赐全国诸寺良田千余顷。唐宪宗时，山西玄中寺拥有官赐庄田遍及一百五十多里。武则天在位时，形成有些寺院所在之地“公私田宅，多为僧有”的局面。除皇室外，其他王公贵族，富商信众也给寺院大量布施，使一些大寺院财富屯积，僧尼生活非常富贵安逸。
唐初实行的均田制还规定，“凡道士给田三十亩，女冠二十亩，僧尼亦如此”。这样，寺院经济成为国家正式承认的一种经济形式，再加上其拥有的免役、免赋税特权，使人丁大量流向僧门，极大地减少了社会劳动力和国库收入。寺院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大量的人才聚积，都会威胁到世俗统治者的利益。这些常常造成皇室与僧侣地主之间的矛盾，导致国家政权对佛教的打击。
庄园式的大寺院虽势力强大，但毕竟数量有限，而且对国家政权和皇室的依赖性太强，寺院无太多自主性。认识到这一现状的僧门有识之士，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独立寺院经济形式，于是有了丛林体制。这是一种新型的寺院管理制度，包括经济制度、组织制度、人事制度等。它的经济制度，就是建立禅林经济或农禅经济，以禅宗寺院最具代表性。寺院开垦土地，劳禅并重，定居禅修。禅宗大德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更是制定出“上下均力”的普清法和百丈清规，规定寺院僧众全体参加劳动，自力更生，奉行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的清规戒律。
安史之乱后，这种自力更生的农禅经济在南方迅速发展，最终形成了被国家承认和保护的另一种寺院经济类型—禅林经济。这种经济形式使寺院的独立性、生存性增强，在教派教法上远离宫廷政治斗争，不必太多顾虑宫皇室成员的信仰分歧，以及用大量僧力物力来调和佛、道、儒之间的关系，使已经成熟的中国佛教走向独立、自主，从而有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。
隋朝形成的天台宗、三论宗和三阶教，在唐代继续流传。同时，在唐代又形成了许多新的宗派，有唯识宗、华严宗、禅宗、律宗、净土宗、密宗等。这时期，佛教传入西藏，形成藏传佛教。在云南等地有南传巴利语系佛教的流传。
唐代佛教在形成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同时，不断向周边国家传播佛教文化，使中国成为北传佛教中心。朝鲜和日本的佛教大多是在这一时期从中国传入的。朝鲜、日本也派很多僧人到中国学习佛法。回国后有些还形成了本国特色的宗派，对这些国家生活和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均造成很大影响，增进了唐朝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。
唐代时，佛教的礼仪达到了顶峰。主要表现之一是法会与斋会的流行。定期法会有佛诞日、佛成道日、涅槃日、盂兰盆会、天子诞辰等。不定期的法会有佛牙供养法会、斋会、讲经法会等。法会上所举行的佛教礼仪有行香、读经和唱诵梵呗等，有时还有三皈、礼拜、回向等仪式。斋会是对僧侣提供膳食的仪式或以此为中心内容而举行的法会。只对僧侣提供膳食的斋会称僧斋。如也对在家人提供膳食，称为无遮斋。设斋的原因很多，为祝福，或为报佛恩，或为祈祷免除灾难等。
佛教在唐代更加深入民间。民间传播佛教的过程中出现了俗讲和变文。中唐后，把对俗人举办的通俗易懂的讲经活动称为俗讲。变文是在俗讲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。如著名的变文作品有《目犍连救母变文》、《父母恩重经变文》、《八相成道变文》等，这些都是取材于佛教经典的。还有一些是取材于中国民间故事的变文，如《舜子至孝变文》、《王昭君变文》等。
佛教石窟造像，最著名的是洛阳附近自北魏时就开始营造的龙门石窟，唐高宗至武周时约五十年间又大加营造。此外，还有山西太原天龙山、甘肃天水麦积山、敦煌莫高窟、山东历城千佛崖等。伴随变文的传播，寺院的绘画上出现大量表现佛教经文内容和佛教人物故事的壁画。在寺院经幢方面，有五台山的南禅寺、佛光寺等大殿的建造，有八角形佛塔的始创，如玄宗时嵩山会善寺所建立的净藏禅师墓塔等，还有形式多样的经幢制作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