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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我们开始学习《中国佛教史》。中国佛教史历时两千多年，那么该说的东西太多了，我在这就选择了可能不到千分之一的内容，觉得比较重要的知识先说一下。佛教在中国传播近两千多年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，可以说不谈佛教史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史。佛教的一些观点和理念渗透融入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，如哲学、艺术、文学创作、天文、印刷、医药、建筑，以及人们的很多风俗习惯。所以有种比喻说，佛教出生在印度，但在中国开花结果。
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大概划分为三个阶段来了解。一个是叫传入发展时期，大约在西汉、东汉、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这段时间。我在上边写了一个中国朝代的排列，这样大家看了这个朝代的排列，对学佛教史可能有一个清晰的线路。中国历代朝代排列是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十国、辽、宋、夏、金、元、明、清。汉朝分西汉、东汉，三国大家知道都是魏、蜀、吴（曹操、孙权、刘备），两晋又分西晋、东晋，南北朝（南朝、北朝），然后是隋朝、唐朝、五代十国、辽、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。把这个朝代的排列大家最好能记住，这个很好记，不比念咒语难念。那么传入发展时期，大约在西汉、东汉、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这段时间。在传入发展这段时间，佛教的重点是经、律、论的翻译和佛像、寺院的建筑。中国信众对佛法的理解，还建立在老子、孔子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和神仙、方术等玄学的基础上，信奉的主要目的是用来祈福、保平安，向往佛教中描绘的美好前景和罗汉、佛等的神通法力上。
第二个阶段是完善和鼎盛时期，隋朝跟唐朝时候的佛教。这个时期，印度的大小乘经典已经所包含的教义，已基本全部翻译成了汉文。中国佛教这颗莲花的种子，在千年文明古国中国开始开花，并结出丰硕的果子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，并对全世界的佛教史产生重大影响。
第三个是实践渗透阶段，宋朝以后的佛教。佛教经过隋唐的繁荣，到宋朝以后已盛况不再，渐趋衰微。虽然佛教界一直不乏高僧大德，但佛教整体却流于形式化，说法的多，实修的少，成为一种口头上的机锋跟理论，已失去了佛教以救拔众生、脱离生死苦海的初始目标。
佛教传入中国确切的年代有争议，现在公认的时间是以第一本佛经在中国译出，为佛法传入中国的开始。据多种典籍记载，东汉永平七年（公元64年），汉明帝在晚上做了一个梦，他梦到一个神人，身体成金色，项有白光，右手拿两把剑，左手拿弯弓，飞在殿前。第二天他问群臣，太史傅毅说：“你梦到的是西方的得道者，名叫佛。”于是明帝派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。三年后，蔡愔等人从西域请来迦叶摩腾、竺法兰两位高僧，并带佛像、经卷，用白马驮回洛阳。汉明帝在城西特为他们建了白马寺，白马寺成为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。两个僧人在寺中翻译出了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佛教开始在汉地流行，故《四十二章经》成为中国最早的佛典。
《四十二章经》是由四十二段短小的经文组成，故名。它基本上是从小乘佛教的典籍中摘录出来的，主要阐述了人生无常、众生皆苦的佛教原理，劝世人放下爱欲，积极修行以求解脱。如里边有一段说：“惟人自生至死，至老至病，自病至死，其苦无量。心脑积罪，生死不息，其苦难说。”还有一段说：“佛问诸沙门：‘人命在几间？’对曰：‘在数日间。’佛言：‘子未能为道。’复问一沙门：‘人命在几间？’对曰：‘在饮食间。’佛曰：‘子未能为道。’复问一沙门：‘人命在几间？’对曰：‘呼吸之间。’佛言：‘善哉，子可谓为道者也。’”这段的经文的意思是说，佛问一个出家人说，生命有多长时间，对曰在数日间（很快），人一说时间很短就死了，佛说“你没有得道，你没有明白道理”。又问了几个沙门，一个说在饮食间，一个说在数日间，只有一个沙门说在呼吸之间，佛就夸他说“善哉，子可谓为道者也”。还有文中比喻说，之贪财好色，犹如小孩以舌舔刀刃上的蜜，很危险。又说恶人陷害好人，好比仰天吐唾沫，天不会被他的唾沫所染污，而唾沫掉下来正好玷污了自己。《四十二章经》包含了佛教修道的基本纲领，文字叙述运用比喻阐明佛理，生动形象，称为一部适合佛教初学者的入门书，在佛教初期的流传中起了重要作用。
现在我们看一下佛教传入中国时，刚开始传入中国时，中国的宗教状况。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时，中国当时处于封建社会早期，其实中国的经济、政治和文化在当时世界上处于发达、先进的地位。中国已形成中华民族的宗教和哲学，拥有系统的唯心主义神学理论。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宗教，是对于天地和祖先的崇拜和信仰，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方术流行。战国时期，人们认为水、木、金、火、土五种物质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物质元素，称为“五行”。齐国人邹衍在前人的这种五行基础上，创立了“五德终始说”理论。他认为世界有五行，人有五德，天人相应以出生五帝，世界万物以五行相生相克，循环不止。这样对应人就会有水德、木德、金德、火德、土德，即儒家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德。同时，封建社会的帝王也要遵循这五德来治理国家，否则会有灭国的危险。另说，在天的四方有四个帝，这四个帝原来都是人间的圣王，都曾以五行的某一“德”统治国家，死后则成为主管四方、四时和五行之神。邹衍的“五德学说”在战国末年北方各国受到重视，封建诸侯都希望上天按照“五德终始”的循环次序，使他得到新的机会，像过去的帝王一样一统天下。故在皇室流行对“五帝”的崇拜，并用“五行”学说来论证秦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。举个例子，秦始皇推算自己有“水德”之瑞，便更名河叫“德水”（就是秦始皇统治时候把河叫“德水”），“水”在季节属“冬”，秦就以冬十月为岁首。“水”的色是“黑”，所以秦始皇时，宫廷的朝服和旌旗选为黑色。“水”数为“六”，就以“六”为度量单位。“水”在音律上属“阴”，故以“大吕”（“大昌”为阴律之始）为正音。“水”阴主刑杀，故制定刑法，对国家以“法”为施政准则，以法治国。“五帝”既是割据一方的“帝”，也是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大行星的主宰者，在他们之上须一个更高的“天帝”，这就是汉武帝提倡奉祀的“太一”神。据记载，“太一”帝住在紫微星的天极星上，汉武帝曾令祠官在甘泉设“太一”祭坛，并以祭天礼仪亲自到“太一”坛祭祀。从元封元年开始，武帝还带人几次到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仪式。汉朝皇帝祈求神灵的保祐，除了天帝外，对山川、日月、对祖先都要祭祀，对古代的圣人也会祭拜。民间的祭祀也很普遍，只是不像帝王贵族那样的阔气。
战国时期还出现一种“神仙”学派。与邹衍创立“阴阳五行”学说同时的“神仙家”，有宋毋忌、正佰桥、充尚、羡门等等，都是燕国人。他们对于神仙的描绘是：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，乘云气，御飞龙，邀游于四海之外。他们登高不栗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热，其寝不梦（“圣人不梦”，其寝不梦），其觉无忧，其食不甘，其息深深（“真人之息以踵，众人之息以喉”）。这个意思就是，真人呼吸一呼一吸，“踵”是腿后跟，人家一次呼吸，一下子吸气就吸到脚后跟，出气出到脚后跟，我们是以吸是在喉部，我们的命不够长（呼吸之间），这个说的挺有道理。其中的“真人”也就是神仙，神仙有时也称“神人”、“圣人”。秦汉时的神仙还被称“方士”，认为他们掌握一种可以与鬼神往来的“方术”。当时人们认为，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，一般人的灵魂统称为“鬼”，而一些历史上著名的人物，或有重大贡献的人死后，被人们称为“神”。秦始皇时期，方士们都宣称在渤海湾中有三座神山，即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上边住有神仙，著名的神仙有羡门、高誓、安期生等，他们保存有“长生不老”之药。方士们讲的神仙与以前的“五帝”观念有些不同，这些神仙安居世外洞天，逍遥自在，轻易不愿涉足红尘世界，一般人难以见到，方士们可以与他们往来。一般人如按照方士的指导修行，也可以成为这种神仙。秦汉统治者为了追求长生不老，都大动干戈，动用大量人力、金钱，让这些方士去寻找神仙，以求得不死丹药。许多信仰神仙学说的人，也把登天成仙、长生不老当成修练的最高目标。他们还把祭灶、炼丹沙变黄金、求仙寻药，当成达到成仙目标的几种修行方法。
其次，我国从商、周时期，人们就有以卜、筮方法占问吉凶，中国著名用于占卜的书《周易》就是在这时期形成的。朝廷非常重视占卜，周朝时朝廷设有“太卜”和“占人”的官职，负责卜、筮吉凶。朝廷每逢举行祭祀，或要举行重大内政、外事活动，都要向上帝和祖先占卜吉凶。春秋以后，各诸侯国也设专人主管卜、筮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仍设立“太卜”官，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时，唯有医药、卜筮、种树的书不烧。汉沿秦制，也设立“太卜”官。汉武帝时，收罗一大批占卜者，经常为他占卜吉凶，北击匈奴、西征大宛、南伐北越，都要先进行卜签，有时候高兴，赏给占卜者数千万钱，使一些占卜者富贵腾达，显赫一时。东汉时，占卜术五花八门，如“望气”（望气就是根据云气的颜色、形状和变化，来占验人事吉凶的一种方术），还有“风角”（依据风的方向、强弱、状态和声音来进行占验吉凶的一种方术），还有“遁甲”（利用天干来占卜吉凶），还有“逢占”（利用人所闻而占卜），还有一种“孤虚”（利用天干、地支搭配日辰占卜）。当时不少儒者也兼方士，他们一般都精通《五经》及其纬书，兼通方术。
我国在远古时代，人民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的生产过程中，已经通过日、月、星辰视运动的基本规律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古天文学，制定方法，指导农业生产。据甲骨文记载，在殷商时代已有对日食、月食的观察，并根据太阳的周年视运动的观察，制定了“二分”（春分、秋分）、“二至”（冬至、夏至），当时引用天干（天干指的是甲、乙、丙、丁这些）和地支（子、丑、寅、卯）配合记载日期。西周时期，基于对恒星的观察，提出了“二十八宿”。“二十八宿”是把天球赤道附近的恒星分为二十八组，由于这“二十八宿”的位置是相对不变的，所以以此为坐标，可以清楚地观察“七曜”（即日、月和五大行星）的视运动途径，和一些不常见的彗星、流星、孤星等的运行变化。我国很早就认识到，五大行星在恒星间自西向东移行，快慢不一，木星十二年运行一周天（实际是11.86年），把一周天分为十二次，岁星每年进入一次，这样产生了“岁星记年法”。春秋时期，在二百四十二年之间，日食三十六，彗星三见，宋襄公时星陨如雨，其中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“有星孛入北斗”，是世界上第一次对周期慧星“哈雷慧星”的记录。这说明我国在天文观察方面，已形成比较完整的历法。战国时期，对天体及其运行的认识进行了系统的总结，已初步形成我国古天文学体系。在立法制定方面，到秦始皇时，已在“二分”、“二至”的基础上，增加为“二十四节气”，这对指导农业生产很有用处。尽管如此，天文学与占星术却长期交织在一起，商、周时期的巫、祝、史、卜，要通过观察天象来占卜人事吉凶，司马迁说“文史星历，近乎卜祝之间”，就是说到汉代，这个现象仍然如此。董仲舒及当时的古经学家，也往往是星象的占验家。总之，在占星家看，大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，大的天灾人祸，小的朝廷的变化、更替，伟人、英雄的出现，宫廷是否祥和等等，都可以从星象上观察出来，星象的所有变化，都预示着世界上的人与事。古代一些很有成就的天文学家，几乎都是占星家，在他们的天文学著作中，也充斥着神秘的占星术。另外，在东汉顺帝时，在神仙学及方术的基础上，尊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为根本经典，正式形成了中国本土的宗教——道教。虽然其早期教义、教规不很完备，较成熟的佛教的传入，对道教的进一步完善、发展，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。这是佛教传入中国时，中国当时的宗教状况。
佛教传入中国，首先是经典的传入（经典跟佛像的传入）。在佛教传入发展时期，有不少古印度和西域的僧人来到汉地，译出大量的佛教经典。他们当时来中国的路线有两条：一条是海路，但比陆路要晚，直到南北朝时，才有译经师经海路来到中国的记载。海路主要是指经由斯里兰卡、爪哇、马来半岛、越南而至广州，再进一步传至内地。陆路即由西域各地，经著名的“丝绸之路”进入。这些译经师，他们为了将佛法传入东土，可谓跋山涉水，九死一生，所以我相信，每一位将来从佛教经典中受益的佛教信徒，都应该对他们的传法表示深深地感恩和敬意。在此，我们只介绍中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四大译经师：一个是鸠摩罗什，还有玄奘法师，还有不空和真谛。
首先我们认识一下鸠摩罗什。鸠摩罗什祖籍天竺，家世国相（“天竺”是印度以前称天竺，“家世国相”），祖父达多在国中德高望重。父亲鸠摩炎因不愿继承父亲的相位，便离开天竺，东度葱岭，被西域的一个小国家龟兹王迎为国师，并将其妹嫁与他为妻。鸠摩罗什父母都崇奉佛教，母亲在他很小时就出家为尼，罗什七岁时也随其母出家，拜师学经。他天资聪慧，据载“日诵千偈”（“偈”有三十二字，凡三万二千言）。因母亲是王妹，故龟兹人给予罗什丰厚的供养。为了罗什的修行，母亲便带他离开本国，九岁的时候到达罽宾（当时“罽宾”也是一个小国家）。当时罽宾流行小乘佛教“说一切有部”，罗什拜当时在国内著名的佛教学者槃头达多为师，学习《阿含经》等小乘经、律和“四吠陀”、“五明”等学说，受到师父的赞誉。罽宾王请他入宫，与外道辩论获胜，罽宾王由此更为敬重他，并给与极高的待遇。鸠摩罗什十二岁时，母亲带他回龟兹，途经沙勒国住一年。在沙勒，鸠摩罗什先修学小乘，后改学大乘。沙勒国王请鸠摩罗什升座，在国内讲法，龟兹王因此很高兴，派使者酬谢并通友好。鸠摩罗什还寻访佛教以外的典籍，如古印度的宗教、哲学文献等，据称他“阴阳术算，莫不毕尽，妙达吉凶，言若符契”（就说鸠摩罗什阴阳术数无所不知），还略习诸文修辞等。但鸠摩罗什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太注意仪表、戒规，常受到其他修行者的非议。鸠摩罗什在沙勒时，学大乘教的老师叫须耶利苏摩。鸠摩罗什初听大乘（他开始是学小乘佛法的），初听大乘觉得不可思议，与老师辩难，后来终于放弃小乘立场，并感叹说：“吾昔学小乘，如人不识金，以鍮石为沙。”以后又学习了大乘中观学派的基本论著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。后来，鸠摩罗什随其母回国，一直弘传大乘教义，二十岁在王宫受具足戒。不久，他母亲要往天竺（他母亲要去印度），临行的时候告别说：“方等深教，应大阐真丹（“真丹”当时指的是中国）。‘方等深教’应大阐真丹（‘方等深教’指的是佛教，大乘的佛法叫‘方等深教’），传之东土，唯尔之力。但于自身无利，其可如何？”就是他母亲去印度的时候（他母亲可能也有点神通），说大乘佛教应在“真丹”（就是中国）传授，要靠你的力量，你去传法“于自身无利”（你自己会，对你自己没有好处、没有利益），你怎么选择？罗什回答说（鸠摩罗什回答说）：“大士之道，利彼忘躯。若必使大化流传，能洗悟曚俗，虽复身当炉镬，苦而无恨。”鸠摩罗什这样说：“大丈夫之道，利彼忘躯。如果真的能使佛法传之东土，能使众生开悟，我就是把身体放在锅里煮了，苦而无恨都可以。”
公元382年，前秦王苻坚派大将吕光出兵龟兹，在吕光临行时，苻坚说：“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，深解法相，善闲阴阳，为后学之宗，朕甚思之。贤哲者，国之大宝，若剋龟兹，即驰驿送什。”前秦王苻坚派大将吕光出兵攻打龟兹国，他说“朕闻在这个国家有一个鸠摩罗什，是一个贤哲之人，贤哲之人是国家的宝贝，你要是把这个龟兹国打败了，就把他给我接过来送回来”。公元384年，吕光战败龟兹及诸国救兵，俘获了鸠摩罗什，但是看见他还年轻，就强迫他娶了龟兹王之女为妻。这个时候，苻坚已亡国，呂光遂在涼州建立“后涼”。由于后凉吕光及后继者皆不信奉佛教，也不鼓励罗什从事传教、译经，而只是把他当作能占卜吉凶、预言福祸的“方士”，罗什被羁留于此十六、七年。后秦姚兴于公元401年灭后凉，罗什才被迎请到长安，这时他已五十八岁（就说在五十八岁以前，他还没有去完成他翻译经典的使命）。鸠摩罗什在历史上是很著名的一个翻译家，我们现在学习的很多经典（我们现在接触的）都是他翻译过来的，就说他在五十八岁以前还没有正式开始译经。姚兴崇尚“三宝”，对罗什礼遇有加，待以国师待遇，让他在逍遥园西明阁专事翻译，还亲自前来听经，甚至参与译经，并接受鸠摩罗什的指导从事读经、参禅、著述。受他影响，他手下的大将们多有信奉佛教，而且后秦僧尼迅速增多。为了管理全国僧尼，后秦设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，在中国佛教史上，这是首次设立僧官管理机构。此后，经北魏至隋、唐，形成中国封建社会比较完备的僧官制度。在后秦，以鸠摩罗什为中心，组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僧团，他们主要任务是译经、说法和传教，其中英才辈出。当时，鸠摩罗什有两个弟子，后秦王姚兴为了治理国家，想招鸠摩罗什的这两个弟子还俗从政，三次召请皆被婉拒。
鸠摩罗什从后秦弘始三年十二月到西安，到了弘始十五年四月圆寂，前后十一年多时间，共译佛经三十五部、二百九十四卷。参与译经的弟子很多，其中著名的有僧叡、道融、昙影、僧契、道恒、道标、僧肇、道生等。鸠摩罗什译的经典，主要表现译经的成就，主要表面在两个方面：就译经的风格而言，鸠摩罗什一变以前译经师的“质胜于文”、过于古朴的直译风格，开始运用“达意”的方法，使中土诵习者易于接受理解，从而为佛教学的展开开辟了广阔的园地。之所以做到这点，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罗什精通梵、汉两种语文，又颇具文学鉴赏力和表达力，是来华的外国译师中最精通中国语文的人。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，罗什对于佛教义理，尤其是大乘“空宗”学说的精研，天资聪慧，独具见解，使其在译经时能够做到“信”与“达”兼顾，其译文不仅忠于原文，还保持了原文的语趣，使鸠摩罗什创造着一种融合梵文跟汉语之美感，又不失佛经原有韵味的、别具一格的译经之体（体裁）。另外，帮助罗什译经的大弟子们皆为汉僧，他们在罗什入长安前（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前），大部分已传教说法多年，而且有的都已德高望重、年事已高，他们几乎个个都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学说渊博、富有文采，罗什译经得到他们的帮助，真是如虎添翼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，鸠摩罗什与弟子们对译经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，对佛教事业献身精神，也是鸠摩罗什及他的弟子们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。鸠摩罗什组织的这次译经，许多译文成为中国佛教《大藏经》中的“定译”，没有后人能超越他，使鸠摩罗什居于中国佛教史上“四大译经师”之首位。他们译的经论在当时迅速流遍全国，对后世中国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鸠摩罗什据称有门人三千，著名的有“关内四圣”、“八宿”（他的八个弟子），八个弟子有僧肇、僧叡、道生、道融，加上道恒、昙影、慧观、慧严，形成“关内四圣”、“八宿”，很有名气他的弟子们。鸠摩罗什圆寂后，他的主要弟子有的留在长安，有的迁居南方，罗什所传大乘经典流布到了江南（随他的弟子们流布到了江南），而且长期从他受学、听经的弟子多则两、三千人，后来分布于大江南北，对南北朝中国佛教派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。鸠摩罗什祖籍印度，出生在我国（他实际上算是中国人），从他开始，佛教译经正式被作为封建国家的宗教文化事业，由国家提供资金、组织人力，他们译经、传教，既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，也对当时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。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十五年（即公元413年）4月13日圆寂于长安大寺，时年七十岁。这是鸠摩罗什。
再看第二位译经大师，叫玄奘法师。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很著名的一位译经大师，这个大家很熟悉，因为看过古典名著《西游记》的人，都知道其中的“唐三藏”（唐僧）的，那么就是以玄奘大师西行求法为背景而写的神话故事。玄奘大师俗姓陈，河南人（他是河南的），十三岁出家（十三岁随其兄出家）。隋末大乱，出走长安、四川等地。当时唐朝的佛法虽十分的昌盛，但他在读经、参访的过程中，仍有许多的疑点不能解决，遂产生了去印度取经求法的念头。正在这时，印度有一个最高学府“那烂陀寺”，那烂陀寺戒贤法师的一位门徒来到长安，玄奘大师向他请教后得知，戒贤法师通晓全部的经论，学识渊博，在那烂陀寺主持讲经，於是玄奘法师便下定了去印度那烂陀寺求法的决心。历史上的记载，他向唐太宗提出西行求法的要求，但未被获准，其实他是私自往天竺去的，不像《西游记》里说他被封为御弟前往西竺，他是私自去的。于公元629年开始，历时十七年，西行求法历程五万里，西行路上艰苦倍尝，艰苦是可想而知的，当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。到了印度，他在那烂陀寺学法五年，又在印度各处寻访参学，一直到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春，他带着大量经典载誉而归，并于长安京城受到当时朝野震动，学佛的信众夹道欢迎。玄奘大师带回大小乘佛教经、律、论书，共五百二十夹、六百五十七部。玄奘回国后，主要从事佛经的翻译事业。唐太宗在洛阳接回玄奘，并请他任长安弘福寺译经。从贞观十九年至唐高宗麟德元年，总共译出佛教经论七十五部，一千三百三十五卷。唐太宗为他的译籍作序，这就是著名的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。玄奘的译经重点是瑜伽行学派和“说一切有部”论著，最后是对《般若经》类做了系统的编撰。他还把中国的《老子》、《大乘起信论》译成梵文，传入印度。玄奘的译场在国家的支持下，组织完善，人员配备齐全，参与翻译的人员多为全国各地精选出来的、有一定专长的僧众。在翻译过程中，玄奘制定了严密的分工合作程序，有译主、证义、证文、书手、笔受、缀文、参译、刊定、润文、梵呗，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。在翻译过程中，玄奘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，提出“五不翻”的翻译原则。这个以后我们看经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，看玄奘大师译的经典的时候，比如《心经》里边说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“般若”、“波罗蜜多”都是梵文的音译，它这个就是有他的“五不翻”的原则。他为什么有不翻（就是直接用音译）呢？一个是因为“秘密故不翻”（这个词有秘密故不翻），还有“含多义故不翻”（梵文的意义含多个意思，在中国找不到跟它相对应的词，故不翻），“此无故不翻”（此地没有这个词，故不翻），“生善故不翻”。这样保证了翻译的高质量，也带来了翻译的高速度。玄奘的翻译从数量上来说，占唐代译经总数的一半以上，是中国佛教史上其他三大译经师（鸠摩罗什、真谛、不空）译经总数的一倍多。玄奘精通梵、汉文字，且对佛理有很深的造诣，亲自主译，加以完备的译场组织，因此他所译的经典精确得当，且能校正旧译的谬讹，在佛教翻译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。后人将他的翻译称为“新译”，鸠摩罗什以前的翻译称为“古译”，鸠摩罗什以后、玄奘以前的翻译称为“旧译”。
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。第三个译经大师叫真谛。南朝时出现了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的又一名重要的翻译者——真谛。真谛，梵名波罗木陀，属天竺人（印度人），少时十分聪慧，遍访众师，学通内外，尤精大乘之说。当时南朝的时候，梁武帝派直后张汜送扶南国（扶南国是今柬埔寨）的使者返国，并访请高僧大德及大乘的诸经、论师，真谛是应聘于这个时候，携经论梵本二百四十夹，经水路到达南海郡（今广东南部），当时他已五十岁了。真谛在中国住了共二十三年，期间因社会动荡，居无宁处，曾几次想回国，都因种种原因未成。在他颠沛流离的二十三年中，翻译了佛教经、律、论四十九部、一百四（？），自作义疏十九部、一百三十四卷，成绩斐然。内容包括佛教经、律、论和部派人物史传，也有介绍印度外道的著作，范围广泛。其中对当时佛教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，是他译的瑜伽行派的论著。这两部论著在印度佛教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名著，一个是世亲著的《阿毗达摩俱舍释论》二十二卷，无著著的《摄大乘论》三卷。这两卷论著在印度的佛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名著，结构精要，义理丰富，真谛对之极端的重视，命他的弟子“誓弘二论，勿令断绝”。由于真谛弟子在各地的传播，南北朝兴起“摄论学派”，随“摄论学派”之学之广为传播，和流行北方的“地论师”学派并存，各尊所说，莫衷一是，这样终于导致以后的玄奘西行求法，以决疑难，其结果是带来了完备的新译瑜伽行派的经典。真谛所译佛经大都保持了原本的面目，文字虽然有些晦涩，有的地方还杂入了他自己的解释，但能把握住经文的宗旨。从真谛的译经及所作义疏中，看到真谛不仅是佛教史上一位重要的翻译家，也是一位极其渊博的义学大师。真谛在有生之年，除译经、注疏外，就是讲述译著，主要弟子有慧恺、法泰、道尼等十余人。真谛在宣帝太建元年去世（公元569年去世）。
还有一个译经大师叫不空（主要是译的密宗的经典），我们就在后边的密宗的里边一起讲吧（讲中国密宗的时候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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